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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加强党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的重要体现，是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为亿万农民谋幸福，不断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领导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回顾总结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新征程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01坚持党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全面领导百余年来，党的领导始终贯穿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各领域、各环节，确保其坚定沿着正确方向前行。
引领发展方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将合作社运动与农民运动有机结合，在组织农民生产的同时，还大力支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线的军需供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畅通城乡物资交流，党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构建起集体所有制根基。改革开放初期，党通过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把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发展框架体系，持续推动农民增收，助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强化制度供给。党通过前瞻性顶层设计臻富配资，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制度保障。抗战时期颁布《晋察冀边区合作社法草案》，以法律形式规范合作社运作。1956年出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确立集体所有制制度框架。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推动政社分设，重构农村治理体系。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进一步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定位、成员权利义务、组织机构等内容，标志着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迈向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02坚持维护农民利益农民是集体经济的创造者、参与者和受益者，党始终注重维护和发展农民群众利益，凝聚激发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共享发展成果。党始终把依靠农民、为亿万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农村民生，推进共同富裕。土地改革后，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引导农民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促进生产恢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的推进有效推动了农业生产，并为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农村学校、医疗站普遍建立，农村文盲率显著降低，极大提升了农村教育医疗水平。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充分彰显“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制度优势。
以民主原则保障运行。1951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明确“民主管理、账目公开”制度，为集体经济民主管理奠定基础。198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将集体经济决策纳入村民自治范畴。新时代以来，“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不断在全国推广施行，切实保障了农民对集体经济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03坚持深化农村改革改革创新是农村集体经济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臻富配资，通过制度创新、业态重构与技术赋能，推动集体经济向更新的经济形态跃迁。
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是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初期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是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产权重构，通过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分离，赋予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新时代以来，股份合作制改革将集体经营性资产以股权形式量化到户，推动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全面提高农村产权交易效率。
推动业态创新发展。业态创新发展是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党始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农村经济从单一种养业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多元协同的产业生态。例如，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的制度突破，催生出家庭经营与集体服务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浙江等地探索的生产、供销、信用合作“三位一体”改革，构建了新型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模式，有效提升了集体经济对城乡要素的整合能力。
强化科技赋能增效。科技赋能增效是推动农村集体经济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党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推动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例如，河南周口探索“智慧农业+集体农场”模式，通过物联网、卫星遥感等技术应用，显著提升农作物产量。
04坚持服务农村社会发展大局农村集体经济的价值体现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多个方面。党通过将农村集体经济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协同发展的治理格局。
筑牢乡村产业振兴的物质基础。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始终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党通过引导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重构农业生产体系。1987年，中央提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有偿服务”，催生了河南、山东等地集体统一供种、灌溉等服务模式，使小农户获得规模化生产效益。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制度载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力量。例如，山西西沟村通过集体林场收益，建立“党员积分+村民自治”机制，以集体经济收益为依托构建起和谐有序的乡村治理秩序，实现30年零上访；贵州六盘水开展“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通过集体资产股权设置，以经济利益联结增强村民治理参与度。
培育乡风文明的重要支撑。精神文明需要以物质文明为基础，只有集体经济壮大发展了，乡风文明才有牢固的物质基础。例如，江苏华西村设立2000万元文化基金，建成村史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以集体经济投入推动乡村文化事业发展；云南丽江白沙村利用集体土地开发非遗工坊，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
来源：《党建参阅》；本文系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基于'讲好乡村振兴故事’的知农爱农思政课育人模式研究”（23JDSZK110）阶段性成果；安宝洋系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臻富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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